男子32年后被改判无罪,或可适用精神赔偿

据报道,因涉嫌诈骗罪,今年69岁的江苏盐城老人耿万喜曾在1986年被法院判刑5年。经32年不懈申诉,2018年6月最高法院第三巡回法庭最终撤销原判,改判无罪。在其提起国家赔偿后,江苏盐城中院于今年4月30日驳回了他的申请,理由是他的情形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特别是在今天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同时并存着印度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创作,集中在这一地区多元发展。亚洲地区的人们,既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也接受好莱坞电影大片,还能够欣赏具有浓厚印度教特色的戏剧《沙恭达罗》演出。可以说,多元发展,交流开放,是亚洲文学的特征。正因为如此,在亚洲文学中,没有定于一尊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因为唯我独尊而导致文学冲突的主张。

“改判前侵权一直持续说”固然站不住脚,但身为错案受害者的耿万喜,就不该得到相关赔偿?答案是“不然”。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

总之,亚洲文学是根植于亚洲文明的产物。理解和认识亚洲文学,需要从天人合一宇宙观、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和多元发展、交流开放的文学环境等多个层面去理解阐发和发扬光大。

十分遗憾的是,亚洲文学中这种基于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追求普遍统一,主张彼此共处、共生的文学审美特征,长期被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解释为“神秘的”“愚昧的”,甚至亚洲文学就成为“落后的”“野蛮的”代名词。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00多年前就说到“在东方,我们不必追求细节,不必看重细节,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普遍的灵魂。东方圣人为寻求这一灵魂而静坐沉思,东方艺术则通过艺术与圣人一起实现这一灵魂”。(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第82页)。

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相联系,亚洲文明中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关系推及人类社会。即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关系为至善,而达到这个至善的路径是个体自身道德养成与社会伦理的遵守。

亚洲文学或者说东方文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三大文化中心和五大宗教的摇篮和发源地,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因此可以说,多元发展、交流开放是亚洲文明、亚洲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亚洲文学也长期处在这样一个文学环境之中。

众所周知,西亚两河流域是世界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文字、天文、法律、数学、雕刻等都达到了一定的文明水平。在巴比伦、苏美尔、埃及等多种文明的相互交流中,诞生了今天的希伯来文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拉伯文化成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发展的中介。中华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并经由阿拉伯地区传播到西方世界。印度佛教对于东亚文化圈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梵文传入到中华大地,促进了中国诗歌音律的规范化。

在亚洲文学中,大自然不是人类的敌对力量,甚至不是探索研究的对象,而是与之平等对话、精神沟通的媒介。因此亚洲文学的表现形式多以抒写人类个体精神体验为主,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直觉和精神体验中,完成内心的修炼和个体的道德升华。从中国古典文论中“诗言志”,到庄子提倡的“静观玄览”,再到中国源远流长的“咏志”诗词,都表现了亚洲文学描写主观真实的审美特征。

虽然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前早已终结,但因错案状态一直持续,耿万喜一直处于被冤枉状态,这持续给他造成的精神伤害是毋庸置疑的。

□吴元中(法律工作者)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文学中的突出体现,就是亚洲文学特别偏爱大自然的题材,从来没有哪一个文化中的文学像亚洲文学这样有这么多的山水诗、咏物诗。山川草木、花鸟虫鱼、风霜雨雪等自然万物,都是亚洲作家直抒胸襟的对象。从中国二千年前《诗经》中的“荇菜”“木瓜”“卷耳”,唐诗宋词中的风、霜、雨、雪,春、夏、秋、冬,到印度文学作品中“海洋”“沙漠”“山岭”“日月初升”都是诗人吟诵的对象。波斯人珍爱蔷薇,甚至将蔷薇升华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汗水凝成,伟大的阿拉伯作家纪伯伦的诗作就直接以《蔷薇园》命名。

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是亚洲文学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文学题裁、风格、主题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但亚洲文学从来没有大规模出现过单纯的“娱乐文学”“色情文学”。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与职责一直处于教化和引导,正是这一点,亚洲文学鲜明地区别于西方文学。

亚洲文明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倡导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统一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就是要获得这种统一。中国古代先秦哲学中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概念,古印度哲学中有“梵我合一”的倡导,阿拉伯文化中则有“亲近真主”之说,虽然所用表述的概念不同,但主旨都是将人视作自然万物的一份子,“顺天以和自然”,主张彼此和谐共处、共生。

其律师认为,2018年6月最高法才改判耿万喜无罪,侵权行为一直持续到改判之时。这是把侵权时长和错误纠正历时混为一谈。

阿拉伯文学的诗论强调,“仅有优美的词藻,而没有好的内容,那是有缺陷的,有如一首令人着迷的歌曲,应当是内容好,又词藻优美再配以动听悦耳的曲调”(来源同上)。古代阿拉伯文学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劝世诗”,近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也出现了大量反映反对西方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征服和渗透阿拉伯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

印度佛教中提倡个体修炼的“顿悟”,因此印度文学中“顿悟”传统在亚洲地区影响深远。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这种精神自省的“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学家,中国诗歌史上自成一派的“禅诗”,绝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种内心修炼的过程。特别是印度文论中所倡导的“韵”,对于中国诗歌音韵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印度古典文论《韵光》中认为,“诗的灵魂是韵”,这个“韵”指的就是诗歌字面含义背后的引申意义,这个引申意义就是诗人表现的主旨,这个主旨需要体验而不是解释。

在该案中,因一个错误判决,耿万喜不仅受到牢狱之灾,还被单位除名,整个命运也被改变。鉴于此,该给予的合法赔偿也不能不给,或少给。

耿万喜1986年4月28日被逮捕羁押,1990年9月3日就被假释、解除羁押,《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才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也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这类案件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因此,法院驳回其赔偿请求不无道理。

因此亚洲文学倡导教化和引导。中国汉代编刻的《毛诗序》就明确提出,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以载道”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印度最早的文论《舞论》就提出“戏剧(泛指各种文学)将导向正法,导向荣誉,导致长寿,有益于人,增长智慧,教训世人”(来源同上),这种文学观念也使印度文学中不仅出现了《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宣言正法思想的作品,也有《五卷书》《三百咏》等智慧文学、训诫文学作品。在近代,亚洲文学中涌现出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如反映中华民族站起来强起来的“抗战文学”“革命文学”“改革文学”等都是“文以载道”传统的薪火相传。在印度的近代文学中,也出现了用诗歌反对战争、反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作品。如泰戈尔早在1881年就写过《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罪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泰戈尔多次发布公开信和诗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如讽刺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行为时,写了《敬礼佛陀的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正如实施殴打是指相应的侵权行为,而不是侵权人不予认错或赔偿就属于持续殴打一样,不能因为错案一直没有纠正,就认为坐牢等侵犯其人身自由权的状态就一直在持续着。

也就是说,精神损害并不会随着羁押状态的解除而终止,而是会一直持续到令他释然,即到2018年撤销错误判决、宣布他无罪的时候。所以,在精神赔偿方面,宜按照批复规定或法律精神合理确定赔偿金额,而不能因为侵害人身自由的行为不适用该法,使得精神受侵害的行为也不适用。